改革开放30年30人个个是精英

忙碌了半年多的“30年30人”评选活动终于有了正果，那些被认定影响了历史的30个大块头露出线人”评选颁奖晚会在京举行。主办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热情评价说，“他们的核心价值是‘改革、创新、奋进、图强’；他们是改革开放30年来伟大祖国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集中体现，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缩影和写照，使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更加清晰可鉴。”

他们都是谁呢？袁隆平、杜润生、吴敬琏、厉以宁、柳传志、于光远、袁庚、张瑞敏、吴仁宝、王蒙、张艺谋、林毅夫、高尚全、邓亚萍、钟南山、陈锡文、江平、李锐、仇和、季羡林、王石、刘永好、鲁冠球、任正非、马云、龙永图、王大珩、李灏、张海迪、郑必坚。

30个名字，可谓星光熠熠，与日月同辉，令山川失色。参与和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制度建设者，有之；地方和部门领导有之；学界泰斗、知识精英有之；企业家有之……一个短短的名单，涵盖的却是中国当下经济社会运作的枢机所在。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精英。而且，当“30年30人”这样的评选活动费心费力地把他们搁在一起审视的时候，你才终于发现，他们早已像社会学家孙立平说的那样，结成了精英联盟。孙立平说：“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

他详细分析了这个结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见孙立平：《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金羊网12月1日)

以孙教授的论断反观30人名单，或者说，把审视的目光延伸到这个评选活动同时推出的“30名经济人物”、“30名社会人物”和“30名农村人物”，你会真的感叹理论与现实结合的竟如此磨砖对缝，简直就是妙不可言。理论与现实，哪个比哪个更靠前？或者说，二者的结合如此紧密，并无先后之分。

我并无品藻人物的静处闲心，平心而论，上述衮衮诸公，平素也曾赢得我滔滔如大江一般的尊敬。我只是觉得，在这样一个利益分殊如此严重的历史关节点上，这样一份“精英开会”的大名单，到底是炫耀的成分大一些呢？还是继续引领改革服务民生的成分大一些？或者换一种说法，到底是将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的伟大变化归功于部分精英呢？还是承认大多数民众在这场举世罕有的社会实验中的力量呢？这个问题恐怕并不难回答。

即以精英平时常挂在嘴边的“程序正义”而言，堂皇一个改革开放30年30人名单，怎么能开列成只见大王不见小鬼的局面呢？天才固然能够在历史上起到力挽狂澜的伟大作用，但是若不是民心所向、若不是改革者的改革行为契合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区区若干精英能有什么作为？古往今来，大浪淘沙，我们国家涌现的精英还少吗？

我们的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过分夸大或者沉溺于一己或者一小部分人做出的那一点贡献，天真的以为真的是自己改变了国家改变了世界，此种虚妄的极端便是所谓“精英的傲慢”，具体表现，孙立平先生有精彩的描述，抄来一粲：“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

须知，当精英依然代言广大民众利益的时候，他们固然走在民众前头，反之则会遭到毫不犹豫的唾弃。仅仅判为“精英与大众的裂痕”，还算是客气的了。江山代有精英出，大不了，再选出或者在实践中涌现出一些能够代言自己声音的精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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